文章刊登于2018年第5期《人与生物圈》期刊

分布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地昂赛的雪豹 摄影/Frédéric Larrey

文/吕植   图/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从全球看，人口与野生动物的分布格局密切关联。在我国，人口分布格局如同一幅“阴阳太极图”，其界线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即400毫米降水线，其东部是广受开垦的农业区，西部是大片的草原、荒漠和山地。在我国，草原和荒漠面积之和占全国陆地面积近42%，这样的大型非农业区为大型动物的生存提供了可能。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区甚至已开发为城市的地区，人与野生动物共存也并非不可能，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朱雀会、辰山植物园、荒野新疆、猫盟和北京大学等多家机构联合开展的“中国自然观察”项目中，汇集了在中国能获得的数据和已发表的文献资料，将其中能找到的野生物种的分布信息，用模型模拟了其适宜的栖息地。所评估的物种1085个，以动物为主，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或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在中国有分布的受胁物种。我们发现，不同类群的分布格局各有不同，兽类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也就是传统的农业区以外，特别是青藏高原，其中也包括西南山地与人类分布犬牙交错的地区，例如大熊猫分布区就是多种大型兽类的重要庇护所。但其他类群的濒危物种，无论是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还是植物，基本上都分布于我国东部、南部和东南部。这不难理解，毕竟这些地区拥有更加良好的水热条件，更适合生物多样性分布；而且，这些类群中的很多物种不需要非常广大的栖息地，只要条件适宜，哪怕面积很小也能成为它们的立足之地。直到今天，这些物种还在东部与人类聚居区镶嵌生存，一些人类活动较少的山区或高海拔地区就显得弥足珍贵。鉴于这些物种的栖息地已呈现高度片段化分布状态并且被不断蚕食，因此境况十分艰难。

在中国，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分布于西部，对兽类的覆盖度比较理想。我们对全国已知边界的、数量约占全国保护区面积约82%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评估，发现它们在兽类保护方面覆盖度最好。我们常常看到生态环境白皮书介绍，我国的自然保护区覆盖了我国80%-90%的物种，这里指的是保护区所拥有的物种总数，而不是栖息地面积，大量物种的栖息地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被覆盖。根据《中国自然观察2016》报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两栖动物约6%，爬行动物约3%，鸟类和植物分别约2%；而兽类比较好，约16%，这是因为它们大多分布于西部人口稀少的荒漠地区，保护区对其栖息地的覆盖度更高。就东部和南部的森林而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覆盖度约5%。

在《中国自然观察2016》中，我们也评估了1085个濒危物种在2000-2016年的生存状况，所依据的指标是种群数量及其变化（数据来源于已经发表的文献）、适宜栖息地的变化（根据遥感分析）、保护区覆盖度以及信息完善程度，结果发现有738个物种的生存状况变差，245个基本维持不变，102个向好发展，情况仍然严峻，但可以预见，未来情况好转的物种会逐渐变多。一个突出问题的是信息的缺乏，我们只有极少物种种群变化趋势的确切数据，例如朱鹮、大熊猫、虎、大象等，其他大部分物种的数据都是基于印象或推测，或者不够全面的调查。因此，更多关于生物多样性种群数量的基础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判断物种生存状况和制订保护策略迫在眉睫。

至于保护的努力多少才算足够？2015年，著名保护生物学家、哈佛大学教授E.O. Wilson提出“半个地球”计划。根据生态学模型估算，地球保留了80%的生物多样性才能安全，这就需要大约半个地球的面积。显然，仅仅靠正规的自然保护区是不够的。我国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也差不多是国土面积的一半，这些区域目前正在逐步实施一个全球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财政转移支付行动，也就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然而，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在物种、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多样性丰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人与野生动物如何共存在不同地区有着各不相同情形。中国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和面临的挑战，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可能有所借鉴。下面通过三个实例，展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可能性。

熊猫蜂蜜的案例—因势利导

四川平武县的关坝村是几个保护区之间的重要廊道，也是平武县的水源地，这里的村民传统上善猎，有些人家饲养有牲畜，对水源有影响。是否能有一个环境友好的收入模式来替代放牧和打猎？经过调查，我们确定了蜂蜜这个当地传统的产品。关坝的蜂蜜产自中国特有的中华蜂，依靠天然森林中野生的多种花，是真正的生态产品，但是当时每公斤只卖到10元左右。

在我们的鼓励下，从2011年开始村民们组建了养蜂合作社，严格做好质量把关，以比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推出了“熊猫蜂蜜”并逐步见效：先是牲畜被蜂蜜替代；接着，熊猫蜂蜜的生产模式吸引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返乡。他们见过世面，思路开阔，不仅承担了合作社的管理运营，还决定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把村里的集体林建成一个保护小区，定期巡护监测野生动物。县林业局了解到该情况后，干脆将毗邻的一块有争议的国有林交给关坝村民来管理保护，并划拨了一部分保护经费，两片森林合并变成了现在的关坝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并在县里完成了注册。几年下来，大熊猫和野生动物离村子越来越近，保护成效初显。现在村子里的各种分红都与保护行为挂钩，保护已经成为村民们的主动行为。而他们的愿景，是让关坝成为人们观察自然与野生动物、享受乡村生活的目的地，把可持续的生计、美好的生态与良好的生活融为一体。

三江源的案例—助推文化的力量

三江源特别在东部是人类、牲畜、野生动物犬牙交错的地带，这里的高寒草甸有几千年的放牧历史，因此三江源国家公园2018年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十分合适和必要的。

在三江源，我们曾经在同一个红外相机位点拍摄到雪豹、豹、棕熊和猞猁。多种大型食肉动物同时存在，表明这里拥有一条完整的食物链。一只雪豹需要有一个含几百只岩羊的种群供养，而岩羊又需要一大片草原支撑。在青藏高原，动物之间的关系复杂，食草动物如鼠兔、岩羊、盘羊、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等等，都是家畜的竞争者。目前打猎大大减少，野生动物的种群普遍在恢复，如岩羊的增加使得捕食者雪豹大为受益，对家畜造成的损失也明显减少；有的维持不变，个别的似乎在减少，例如盘羊近些年的遇见率比较低，原因不详。目前，我们需要大量深入的研究来了解野生动物之间，动物与草原之间，以及与家畜之间的关系。初步研究发现，对于岩羊和雪豹而言，限制岩羊数量的主要因素是雪豹而非草原；牲畜则已明显受到草原的限制；当前岩羊和牲畜的竞争关系不明显，可能是因为岩羊和雪豹栖息于牧民很少涉足的峭壁上，形成了生态位的分离。

当地居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忍耐性很高。他们长期生活在野生动物中间，加上这里是藏传佛教地区，拥有完整的神山圣湖体系，信奉众生平等的教义。在访谈中不少人表示 “雪豹是食肉动物，吃牲畜也是天生的”。雪豹是幸运儿，它们的分布区和藏传佛教分布区高度吻合，是大型猫科动物中最有希望获得保护的物种。

尽管老百姓容忍度高，也不应该让他们自己承担损失。在澜沧江源区，我们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开展了一个示范项目，对人兽冲突的损失进行补偿。做法是共建一个人-兽冲突保险基金，涉及一个村198户村民以及8548头牦牛。基金由村民投保，以及民间组织和政府投入，汇集的资金由村民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包括肇事审核、确定补偿规则和金额。例如，对管理有序的放牧给予奖励，否则不予补偿，以防范野生动物肇事。一年下来对200多起肇事事件补偿约20万元，虽然补偿数额少于牲畜的市场价格，但大大提高了牧民的满意度。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三江源地区设置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兽类。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共同组成了全球大型食肉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可以看到灰狼、豺、豹、雪豹、云豹，猞猁、棕熊以及黑熊这8种。尽管如此，雪豹和牲畜之间依然存在冲突，从而引起报复性猎杀。2009～2012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对雪豹分布区生活的140多户牧民的抽样调查发现，每年野生动物对家畜的捕食，平均造成每户损失约15头家畜，约价值2.8万元。

进一步，如果牧民能从保护中受益，那保护就会成为更加主动的行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一个创新，就是为园内1.6万户居民每户提供了一个公益管护员就业岗位，明确了百姓作为保护主体的身份，而且进一步解决了贫困问题（每人每月有1800元左右的收入）；由于保护与佛教传统文化理念高度吻合，因此又让百姓的精神需求获得了极大满足，一举三得，大家的工作热情高涨。这时我们又可能在三江源开展网格化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在每个5×5米的格子中安放1台红外相机，由专人管理。这些数据不但可以用于评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成效及科学研究，也能成为增强当地人知情权、自豪感和保护行动的重要驱动力。而且，当外界有感兴趣的人士来这里观察野生动物，经过培训的村民可以成为称职的自然导赏员，并从中获得收入。目前该项目规模还很小，有22户示范户获得了收益，但潜力很大。

可见，三江源人-兽之间的关系，从冲突到忍让再到互惠，是可以经过努力而改善的。而这里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在于人-草关系。

北大的案例—闹市里的保护小区

北京大学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人口超过5万，可谓高密度人类聚居区。十多年前，我们在老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下，没有把校园绿地全部变为整齐划一的欧式草坪，而是让它们依自然之势生长，因此保留了大量天然的植被。作为中华传统建筑和园林文化结晶的燕园也因此成为很多物种的庇护所。过去15年里，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们自发开展的连续监测记录了至少216种鸟类、500种植物，还有兽类、鱼类、两栖爬行类、蝴蝶、蜻蜓等。最近，北京大学通过了建立校园自然保护小区的决定。

环境领域有一个称为“库兹涅茨曲线”的模式，认为只有当人均GDP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才会出现拐点，减少环境影响。北京已经进入这一拐点，北大的保护小区主要由当地居民及师生自发和自愿推动。如果北大可以，那么城市的其他绿地及其他校园也存在同样的可能性。

综上，由于各地区在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驱动力和方式各不相同，其中特别需要来自市场和政策方面的激励和支持，传统文化有可能使“库兹涅茨拐点”提前到来。如果都能这样，“半个地球”的梦想将有希望实现。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小到校园、村庄，还是大到国家、社会，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生态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是：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