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敬重的生态学家

张新时先生

《在大漠和高原之间——张新时文集》即将出版。编著者曾多次希望我写序，但我一直很犹豫。因为作为张先生的后辈和学生，要为如此德高望重的长者和大家的文集作序，我自知才学浅薄，无能胜任，加上自己一向钝口拙腮，实难精准表达汇聚在这部著作里张先生的学术思想、观点和科学发现，以及他睿智豁达、刚毅正直的品格和充满责任感的家国情怀。但几经思虑，我还是斗胆答应了，虽有不自量力之嫌，但我想借此机会，谈谈这几十年来和张先生交往中的一些小故事，表达一个后生对这位生态学前辈的敬意之心和感激之情。

（一）

今日适逢中秋。仰望皓月当空，不禁追忆过往，思绪飞扬。想起与张先生认识已近 30 载，平心而论，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待人接物方面，张先生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最敬重的老一辈生态学家。这不是恭维，而是发自我内心的感慨。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当我翻读《中国植被》这部植被生态学经典著作时，就知道了在我国遥远的西北大漠里，有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那就是张新时先生。那时，他是《中国植被》仅有的 12 名编委会成员之一。当时我猜想他应该是一位老先生，因为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如此重要著作的编委通常都是学科领域中的年长泰斗，可后来我了解到，他那时才 40 岁出头，是最年轻的编委，并且还只是一名讲师。我真是敬佩不已。

我真正认识张先生并开始打交道，是我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那是 1989 年，我刚回国，对去哪儿工作还摇摆不定，于是便去当时位于北京动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后简称“植物所”），与我以前的同学和朋友们商量。在那里，我近距离接触了早我两年从美国回国、在植物所工作的张先生，他那时正在筹建中国科学院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实验室。

最初感觉张先生是一位严肃谨慎、少言寡语、给人威严感的长者，但见面次数多了，慢慢地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慈祥和蔼、不拘小节、热心随和、乐于助人的性情中人。我清晰地记得，多次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张先生总是叫上我，说：“小方，走，一起去食堂吃饭！”于是，他找来饭盆，带着我去所里食堂吃饭。自然，饭票也是由他掏的了。

后来，我落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那里工作了整整 8 年。应该说，这期间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科研岁月。因为那时国家的科研体制正由经费划拨制向竞争制转变，申请经费、开展科研工作十分艰难。因此，我想到了张先生，曾一度想到他的开放实验室工作。张先生知道后，很热情地鼓励我说：“小方啊，如果想来植物所就早点过来吧！”但后来由于一些因素，加上科研条件逐渐好转，我最终没有去成。因此，失去了在张先生直接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的机会，我为此还伤感过。

1997 年，经陈昌笃先生的积极举荐，我调到北京大学（后简称“北大”）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学术创业。虽然一开始也很艰难，但很快我便融入了北大的工作和生活。2002 年，借北大环境学院成立之机，得益于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与帮助，我牵头建立了北京大学生态学系。那时，年长的先生们大都退休，年轻的老师们尚未成长起来，北大的生态学发展遇到了瓶颈，亟须大师指导、引领。于是，我又一次想到了张先生，向他表达了强烈意愿，恳请他来北大任教。但很遗憾，这时候他已经决定去北京师范大学从教了；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张先生最终未能到北大来，这使我又一次失去了在张先生指导下工作的机会。这些遗憾至今还常常牵萦于我心，难以释怀。

2010 年，中国科学院领导让我到植物所任所长。这次我终于有了与张先生一起工作的机会。在这期间，张先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鼓励和指导。我任所长近 6 年的时间里，在张先生等老一代科学家的帮助和指导下，广大同仁齐心协力，植物所的各项工作积极稳妥地有序推进，尤其是在研究所的结构性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科技评价体系调整、学术环境营造等方面做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同时，张先生所开创的学科方向，如全球变化生态学、植被生态学、草地生态与保护等均得到了较快发展。例如，通过引进优秀人才，植物所的全球变化生态学研究方向已成为国内最具活力的领域；植物所牵头的《中国植被志》编研工作，在全国植被科学同行的共同参与下，正在积极推进，同时还开辟了数字植被的新方向；在草地生态与保护方面，研究中提倡的“生态草牧业”概念，不仅成为草地生态保护和利用的重要理念，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更成为国家农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对张先生所开创或倡导的科学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二）

在做学问方面，张先生对我个人的影响更为深刻。我的很多工作基本上是沿着张先生的足迹走过来的。这里仅举几例。

我关于中国植被分布的研究，很多来自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启迪。比如，张先生早年提出的“青藏高原植被地带性”激发了我对中国植被地带性规律的研究；我博士期间关于北纬 30°垂直植被带分异规律的研究（1996 年发表在 Vegetation 上），一定程度上是受张先生《青藏高原对东亚地区大气环流影响》一文的影响。

作为张先生主持 1:100 万中国植被图的后期延续，我们组织发起了《中国植被志》编研计划，预期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出版 80～ 100 卷（册）描述我国主要植被类型的植被志书及其数字化电子产品，为我国主要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时空结构、分布变化、环境影响以及植被保护等方面提供详尽资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100 万植被图的内涵。

我对于新疆植被的认识以及后来我们在新疆开展的多项工作，均源自 2006—2008 年我参加张先生主持的“新疆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科学院学部重大咨询项目。2006 年，张先生第一次把我带进新疆，使我与新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有了初次的接触。那里广袤无垠的戈壁滩、千姿百态的风蚀地貌、蜿蜒曲折的塔里木河、神秘莫测的“盐泽”罗布泊、丝绸之路上壮美的大漠驼影以及天山上高大通直的云杉林，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让我产生无法抑制的情感冲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张先生带领考察组，沿着天山山脉从伊犁河谷到石河子农垦站进行考察，巍巍天山所塑造的山盆景观和孕育的西域文化对我灵魂的冲击太大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高声呐喊“天山万岁！”现在回想起来，还怪不好意思的。

这个咨询项目结束后，我并没有结束在新疆的研究，而是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新疆的植被和生态问题。这些年，我先后有 ３ 位博士生以新疆植被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为题，完成了他们的博士论文。例如，为与张先生 1960 年初对新疆野果林的研究做对比，我们对伊犁地区的野果林进行了复查，获得了大量实测的样方资料，发现了 50 多年后野果林群落的一些变化规律；我们对整个新疆地区的动植物分布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我们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新疆草地的碳储量及其变化；我们对新疆的植物群落，特别是落叶松林和天山云杉林以及准噶尔盆地的植物群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样方调查。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新疆地区独特的植被特征提供了基础资料。

近年来，我和植物所的同事们关于草地生态保护和利用问题的研究更是得益于张先生早先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张先生在我国草地生态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念和见解，并付诸实践。例如，他提出草地利用的“三圈模式”和“建设人工草地，保育天然草地”的理念，对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为我们近年来提出并践行“草牧业”的理念奠定了基础。“草牧业”理念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建设小面积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为发展畜牧业提供必需的优质牧草，而将大面积的天然草地保护起来，实现“以小保大”的目的。这一理念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已成为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政策，在一些地方进行示范和推广。在践行这一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张先生关于草地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学术思想。

仔细回味，我们一路走来，一直延续着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沿着他所指引的学术方向。可以说，是张先生为我们绘制了学术发展的路线图。就我个人来说，几十年来，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每一次的进步和收获都得益于张先生这位长者的谆谆教诲、鼓励和指引。在我内心里，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生态学家，是我学习的楷模！借此，衷心祝愿张先生身体健康，永葆活力，继续带领我们发展我国的生态学。也祝愿读者们通过阅读本书，学习到前辈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质疑、刚毅不屈的科学品格和锲而不舍、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理解和收获前辈的思想理念，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奋力前行！

张新时简介

国际著名生态学家  张新时

张新时（1934—2020），出生于河南开封，原籍山东高唐。国际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955 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1985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态学与系统进化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国委员会常务理事、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资源协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编委和《植物学报》主编。

张新时是我国植被生态学领域的引领者之一。他扎根植被地理和生态学研究，６５ 年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时间在遥远的高山、高原、森林、大漠、草原度过；他全程参加我国西部两次大型的科学考察：1957—1959 年连续三年的由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联合组织的对新疆的综合考察，1973—1976 年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还作为工作组组长根据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计划，组织和开展“西北五省区干旱和半干旱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问题咨询考察”，组织 30 余位院士专家，对新疆及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进行三年多的咨询和调研工作；1996 年被选任科学技术部重大基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先后主持我国奶水牛发展和南方草地建设的两个咨询项目，编写咨询报告，为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提供重要依据。

他足迹遍布祖国大地，历经艰辛从不止息，成果累累。他创建了植被数量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和草地生态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范式，揭示了中国荒漠区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提出了“高原植被地带性分布”的重要观点。他是《中国植被》的编委会成员之一，是我国植被数量生态学和国际信息生态学的创始人。1986 年他牵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实验室，将我国的植被研究带入数字化时代。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创建了 IGBP 认可的 15 条全球变化陆地样带中的两条核心样带（中国东北样带和中国东部南北样带），实现了我国全球变化样带研究从无到有、由国内走向国际的重大跨越。他担任《中国植被图（1 ∶ 100 万）》的主编，完成了我国 1 ∶ 100 万植被图和数字化 1 ∶ 100 万植被图。他主持和合作参与的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等。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但对国际生态学经典理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与完善，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而且为我国生态和环境建设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许多研究成果已成为我国生态和环境建设的重要科学决策依据。